媒体人展示给法律人的三种能力 | 周末下午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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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媒体人与法律人之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5月12日,我们的《周末下午茶》栏目就推送了一篇《媒体人给法律人的启示》,内容是一份新闻记者的招聘笔试题,在每一个发问的后面,直白地呈现出媒体人对“一线、炮火、绞尽脑汁和全力以赴”极致的推崇,这深深触动了我,媒体人所追求的这些,难道不也正是我们法律人需要的吗?
 
今天,我们再配发一篇媒体人的文章,财新传媒首席调查记者王和岩撰写的《如何突破调查性报道》,里面的内容同样值得法律人思考。
 

考虑到我们的受众性质,我们将标题作了修改。

媒体人展示给法律人的三种能力

王和岩

调查报道是财新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和拳头产品,也是从《财经》到财新传媒一直以来的传统产品。在《财经》杂志创刊早年,就有著名报道《基金黑幕》。我个人认为,2001年的《银广厦陷阱》面世,成功树立了其调查报道的标杆。自此,这个团队不断有调查报道佳作问世,影响广泛,轰动一时。
 
调查记者如何去深入采访,我比较认同团队的领军人物胡舒立的观点,她说一个好的记者必须要有三种能力,突破能力、分析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突破能力
 
你不仅要有突破新闻审查与自我审查语境下的审查惯性,还要有挖掘事件背后的能力。我认为调查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就是不断地去找人。我每做一个选题就会给所有的朋友、同学、家人、前同事、现同事、凡是我所能找到的人都打一遍电话,我说要去一个地方采访,他们在那个地方有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有没有关系。
 
现场零距离。我始终认为,调查记者要做到现场的零距离。尽可能地实地采访,找最接近事发地的人。只要到了现场,或多或少都有收获。
 
我找采访对象,如果能见面我绝不打电话,尤其是比较重要的采访对象。一次不行我去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因为我想,如果我要是在电话里面跟他说采访,他拒绝了我就不好再去了。但是如果我直接去,见到他的人之后,人总是讲情面,不太好意思当面拒绝。见到采访对象就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我一直以来信奉的一个观点。
 
履历梳理。第二个做法就是采访对象的履历梳理。我每次去做采访会特别注重对采访对象履历。我记得2008年我去内蒙做呼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公安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案,去之前我就找到了王治平的简单的履历,我会按图索骥,根据履历去找跟他熟识的人。如同事、原同事、同学、邻居。
 
寻找同行的帮助。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采访,会主动寻求当地同行的帮助。地方的同行们对当地的情况和事件会比我们了解,但因为新闻管控他们不能报道,这个时候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是一个捷径,至少他们会给你提供一些采访的路径和方向,这会缩短采访时间,减少采访成本。
 
另外,和同行协同作战也是我使用的方式。做王志平案时,华商报的首席记者江雪、南方周末的丁补之也来到了呼市,我和江雪和丁补之,联合作战,资源共享;我因为之前已经发过网络稿,当地已经知道了我,不便于再抛头露面,于是,采访中,他们两个前面冲锋陷阵,我跟在他们身后,不暴露身份,又“坐享其成”。
 
说服采访对象。做这种选题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暗访,我寻找采访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披露我的身份,但当我面对采访对象,我肯定会披露身份。我跟采访对象接触,会尽可能说服他们。可能一开始对方不愿意跟你讲太多,尤其觉得你一无所知,会更不愿意说。
 
这时,我就会把我对上一个采访对象了解的东西向他说,一方面跟他有了交流的基础,一方面也会对了解的信息进行证伪或证实。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和你采访对象的距离。
 
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做调查记者需要有种不怕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要让他知道你对他没有恶意,我通常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需求,如果对方拒绝我,我会尽量拉长跟他交流的时间,时间越长他对你的防范心理就越低,你们之间交流的信息就越多,就越可能突破。我把它叫做以时间换空间、换内容。
 
迅速的行动力。采访这种事情是瞬息万变的,采访对象一会儿一个主意,完全有可能变卦。所以,有机会与采访对象见面时,绝不要拖拉,更不要拖延,要以最快的速到出现在他身边,让他来不及反悔。
 
我做一个案子的时候,有天晚上联系到一个采访对象,对方说了句等见面再说吧。第二天一早我就飞了过去,坐大巴赶到他所在的小镇,住进宾馆,给他电话,他大吃一惊,没想到我已经到了。后来经过努力,我的这次采访收获很大。
 
韧性的坚持。我做采访找人,没有什么旁门左道,就是通过很笨的方式,不断在网上搜索,不断的翻页,有时候会为找一个人翻100多个网页,我也没有掌握非常先进的搜索方式,我就用百度的和谷歌的高级搜索找,不断的变换搜索词来找。
 
我采访一个案子的时候,为了找他的战友,我在网上不断的浏览网页,大概持续了两个礼拜,不断搜索有关他的新的信息和蛛丝马迹,有天晚上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战友在网上活动的痕迹,就进入了他们的论坛和群,给他们的微博留言,给他们的博客留言,发私信。事实证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当你翻到100页的时候,你还没有找到人,你就再翻到101,没准就找到对你有用的东西。所以当你走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再坚持一会儿,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没准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从最基本做起。我真的觉得做调查突破是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只有笨办法,那就是从最基本做起,不断找人。
 
我们团队内部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舒立寻找蒋彦永”的故事。2003年非典事件中,蒋彦永的事情被外媒披露后,国内媒体都在找他。当时我们的记者说找不到,舒立当时听了后就说,这还怪了,还有记者找不到的人。
 
她拿起电话就拨打114,找到301医院总机,再打总机找外科,很快就得知了蒋彦永联系方式。为什么舒立能找到,我们的记者找不到呢?我想记者肯定以为蒋彦永被控制了,301医院可能不会同意采访等等,给自己设置了很多想象中的障碍,这其实是另一种自我审查。从这个故事我们得到启发,当你找不到人的时候,问下自己有没有从基本的做起。
 
分析研究能力
 
我从业15年,做调查大概12年,我感觉,对于一个老记者而言,资源可能显得并不是十分重要。对我而言,没有资源时我并不像我刚开始从业时那么焦虑。
 
我认为,当你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分析判断能力可能会更重要。我现在甚至把分析研究能力放在了突破能力之前。我认为,它为我的突破和采访提供了路径和方向,也会让我迅速地对一个选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做一个大的调查,会尽量占有相关材料,通过大量阅读,以求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框架和价值判断,包括逻辑推理。然后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往往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写作能力
 
一个好的故事还要有好的呈现,一个漂亮的文本是最吸引读者的。从财经一直到财新传媒,我们的文本在业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也试图能够寻找一个既能表现专业性,又有可读性的表现文本,但现在好像还是没有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我做某某系列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是做那个人的弟弟以及的家族企业的情况。我自己就发现这个系列的文章中,这一篇读者的留言是最少的,但正是这部分里面有大量的关于他们家族贪腐的内幕,涉及到工商资料的解读与呈现等等。
 
在我们看来觉得这部分相对来说是最具专业性的一部分,然而,恰恰是我们的受众好像反映不怎么强烈。
 
这件事情让我也在想,怎么样在今后的报道中能够将比较专业、比较枯燥的数据和材料,以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为受众所喜欢、所接受。
 
调查途径
 
人物履历获取。一般来说,官员的履历基本上来自官方的网站和官方的媒体,级别较高的官员履历会比较齐全;但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履历官网上公开的很少或没有,需要记者去调查了解。如果要想获得比较详细的采访对象的身份资料,一般要通过公安系统。
 
工商资料的查询。如果调查做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公司企业报道的时候,获取工商资料非常重要。通常来说是委托律师查询可以获知。但现在貌似有较大风险。
 
司法材料的获取。公安、检察院、法院、律师,都是可能获取司法材料的途径。但官员或国有企业高管贪腐,是属于职务犯罪,其侦查是在检察院的反贪局。我们要获得他们的司法材料途径是检察院的反贪局、公诉处,还有法院和律师。
 
律师是当事人的立场,所以当公诉机关对他的指控很不利,而当事人或律师有需求,从律师那里获取材料会比较容易,如果对他的当事人不利,律师肯定不太愿意提供,
 
公安部门常常会主动向官方媒体爆料,破了某个案子,但我不认为这是很好的法治报道模式,因为里面往往只有公安的一面之词。这个时候对犯罪嫌疑人特别不利。
 
我们财新传媒做法治报道,尤其是报道庭审情况,会比较注意呈现控辩双方的意见,而非仅仅是很多官媒很多通稿中只有公诉方的指控,没有辩方的意见。
 
检察院也会主动找官方媒体,但那往往是他们愿意宣传的案子,一些敏感案件,他们通常不会接受采访,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采访。
 
要法院接受采访,更加困难。因为他们不会就没有审结的案子接受媒体采访。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些案子只有一审,被告还在上诉,法院就开始找媒体宣传了。
 
但对我们市场化媒体而言,要想从公检法获取材料,并且做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报道,是很困难的。即使他们破天荒接受采访,也只想让你报道他们想披露的东西。记者要获得我们需要的料,还需要努力培养线人。
 
财新传媒做独家报道和持续报道可能会有比较清晰的界限,当我们拿到一个选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判断,这个选题被同行获知或被网友爆料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得到这个独家消息,别人很有可能就得到了,我们很快会用短平快的方式在财新网上呈现。
 
如果这个爆料是我们独家获得的,或者是别的媒体难以做到,我们很可能只有一次的呈现方式,当你这种报道出来之后,禁令可能是分分钟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做足做透,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呈现,我们要尽量做到极致。
 
在国内做采访有很多风险,可能在采访中要有尽可能去采访,多方面的去搜集,呈现时可能要谨慎:不能确认的东西不可以呈现,没有十分把握的东西不可以呈现。总之,充分的采访,谨慎的表达,这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一直很认同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的一个观点,在这里与诸位同仁们共享:最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的真相,全部由两层的含义,一个是整体,对问题全局的把握,二是深刻,进入本质,不流于表面,从真相到全部真相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极高的代价。我们做任何一个报道,既要做到不屈从于权力,也不迎合民意,尊重事实,秉持良知。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做调查记者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我刚刚到《财经》杂志的时,编辑部给我布置两个题,一个是陕北油田民企案,一个是河北定州征地血案,都没能发表。
 
最初,编辑部派我去之前就知道不能发,但还是派我去了。财新传媒的总编辑胡舒立曾经说过新闻人有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记录历史,一个是干预现实,当我们不能干预现实,我们要记录历史。哪怕当下我们不能说,我们也要在时机来临时,以适当的方式去呈现。
 

作者简介:王和岩,财新传媒首席调查记者。新浪微博:谁与浮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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