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可能写入历史的辩论——“林张之争” | 周末下午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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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可能写入历史的辩论——“林张之争” | 周末下午茶(35)

(相关内容来自:腾讯财经、新京报)

11月9日下午,北大朗润园迎来一场舌尖和智慧的大比拼——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将就产业政策进行当面激辩。

林毅夫、张维迎都被视为“国家智囊”。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层经济智囊》一书中,收录的12位高层智囊中,就有林毅夫、张维迎。两人都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全职教师,还是这所研究院的创始人,目前,林毅夫还任这个研究员的名誉院长。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将企业家群体视为“经济增长的国王”。作为更加强调“市场”的张维迎,与更加强调“政府”作用的林毅夫,是天生的一对“老冤家”

张维迎早在1984年就发表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是30余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林毅夫则是中南海的“座上宾”,仅十八大以来,不下5次出席习近平、李克强主持的座谈,并在会上发言。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议,并不是林毅夫、张维迎第一次“交火”。自1995年以来,两人围绕国企改革等话题,激烈“交火”不下四次,每一次都引起了舆论关注。

横跨20余年的“林张之争

林毅夫、张维迎的第一次“交火”,发生在1995年,被经济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当时,林毅夫提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导致国企缺乏活力,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营造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

张维迎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匹配,因此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管理层应该获得国企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

两人的第二次“交火”,是在2004年,CCER创办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

两人同台辩论,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

张维迎则担心,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令人担忧。

十年后,2014年7月,在追思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两人三度“交火”。

经济学家杨小凯

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做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则提出,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有可能更好。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是由于国家和政府减少了运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垄断。

近日的“林张之争”,是两人1995年以来的第四次“交火”。截至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回合。

这次交火,“缘”起于今年8月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

在峰会上,张维迎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两天后,中秋休假期间,张维迎发文反驳,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又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张维迎的每一次“交火”,都会引发一次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就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真问题是什么》,提出:如果说21年前的(林、张1995年的论战)争论,涉及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那么21年后的这次争论则涉及中国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问题,从而影响到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争论仅仅看做是学术争论,它们关涉中国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增长。

近日,还有不少评论人士发文评价说,学界有争论是件好事,林、张你来我往的论战,是“值得点赞的争鸣”,这不只是简单的个人争论,而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大讨论。

此次产业政策存废之争,实际上仍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争论的延续。

此次辩论,双方在8个观点上针锋相对

林毅夫

此次产业政策思辨会,二人就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的成效、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技术进步是由政府推动还是企业家精神推动以及比较优势如何发挥等8个产业政策相关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一、产业政策的定义

林毅夫

对产业政策定义较为宽泛和广义。产业政策是指1)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对该国或者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政策的措施。比如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各种补贴,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2)有些国家为发展某种产业,给与产业垄断权利,或是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必须有特许,限制竞争让这个产业有比较高的利润。3)政府可以用采购的方式应对一些新的产业,有产品研发出来,政府就给予采购,从而进行快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综合看来,政府的钱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基础科研都支持,必须有选择地使用资源,这就是产业政策。

张维迎

对产业政策定义较为狭窄和具体。产业政策是指处于经济发展或有其他目的的政府在私人产品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是主要方面。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是如果在某些企业进行税收优惠以扶植就是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

二、产业政策的成效

林毅夫

韩国企业张教授的研究显示,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二战后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它们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都使用了产业政策。基本上这些成功的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不用产业政策的。而失败的原因除了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因为太急,容易好心干坏事,比如我们50年代所讲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为啥经常失败?因为基础科研成功率低,还因为政府为了就业和社会稳定去支持一些本来就没有竞争力、应该退出的企业,给它很多补贴。比如欧盟每天给一头奶牛补贴2欧元,本来该退出了,但是它不愿意退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不能由此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把婴儿跟婴儿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就要研究清楚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张维迎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产业政策”,其实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结构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第一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是一场豪赌。产业政策是一个集中化的决策,它意味着要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某些特定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没有人是合格的产业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专家并没有有关创新的好多软性的知识,企业家也不行。过去成功的企业家,未来不一定成功。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是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利益博弈的结果。最後的结果是什么?得到政府扶植的企业家,可能并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

林毅夫

维迎说产业政策必然失败,中国政府有很多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必然失败,按照这样推论,中国怎么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稳定跟高速发展呢?如果维迎抛开书本到各个地方去走走看,就会发现政府帮助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张维迎

林毅夫在反驳我产业政策注定失败的结论时说,因为我主张产业政策注定失败,中国政府有很多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必然失败,这是什么逻辑?林毅夫讲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不提供一些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经验?我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而是政府不要给企业设置障碍,政府帮助企业解决的好多问题是先设置了障碍,然后再帮助,等于说我把你的嘴封上,不让你吃饭,每天给你输营养液,每天维持,没有我你命就没了。

三、推动技术进步的是企业家还是政府?

林毅夫

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中,他们有五个特征,一个是开放经济,一个是宏观稳定,一个是高储蓄高投资,一个是有效的市场,另外还有积极有为的政府。这13个经济体当中,他们是因为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特色。2011年一个经济学家出版的《企业家型政府》中,以企业的数据来研究发现现在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这些产业或者这些企业,他们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

张维迎

在米赛斯·哈耶克泛式里边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因为日本的企业家有效地抵制了政府的干预,在汽车产业就是特别显著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的抵制,就不会有今天日本的汽车产业。

林毅夫

中国改革的成功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确实是越来越跟国际经济结合。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改革转型的成功简单归结为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我不这么认为。90年代的时候其他跟我们处于同样一个转型阶段的国家,他们“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的经济是崩溃的。张老说政府选择产业,不是让企业家选择,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是跟国防安全的产业,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帮他解决他解决不了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张维迎

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吃的鸡蛋都是政府供应的,难道由此证明说没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鸡蛋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鸡蛋必须由政府供应,因为你不让企业家供应,只能政府供应,你反过来说,这就证明政府供应是最有效的,没有这样的逻辑。

四、关于创新发展

张维迎

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创新没有规律可循,是不可预见的,所以产业没法计划。人们在创新和产业政策的分析好多都是或者基本上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今天看到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30年前都没有人预测到,今天也不可能知道20年之后是什么样的产业最重要。创新的不可预计性意味着要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就是经济事业的自由,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人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企业家创新是基于对市场前景的判断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获取垄断诱惑的诱惑。没有政府的支持,瓦特和伯尔冬仍然发明和生产了蒸汽机,史蒂文斯也发明了火车,戴姆勒发明了汽车,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贝尔发明了电磁,马化腾提供了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提供了淘宝的平台。

五、政府是否应当给予补贴鼓励?

林毅夫

政府应该对某些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行补贴。补贴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或者是帮助企业解决由劳动力供给上面的限制条件时才需要的,如果企业想要让创新、驱动,风险资本出现,就要有那样的政策环境。如果全国都是那种情况,是不需要补贴的。我基本是反对补贴的,我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的激励机制补贴,基本上可能就是税收优惠几年,量非常少。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同意维迎讲的,我们现在有些地区、有些省份他实际上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了,有些还在中低收入经济体,因此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不能有一个产业政策适应全国,应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形来制定产业政策。

六、比较优势如何发挥?

林毅夫

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果。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的竞争者,这样就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要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他们不怕后面的竞争者。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每个国家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来帮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基础设施不行,电力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琐碎导致的交易成本太高问题。如果中国有企业家要去发展航天产业,要是没有维迎批评的国家补贴,大概不会进入的,因为进去肯定是亏本的。

张维迎

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企业家更是发现比较优势的天才。政府既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没必要为吃螃蟹买单。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位置不可改变,其他都在变化。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什么国家战略。产业政策既模糊了企业家的眼睛,又勾引企业家寻租不走正道。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得到收益最大化。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比如,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90年代之前,政府一直打压乡镇企业。1998年之后,乡镇企业也是主要的整治对象,但是乡镇企业家非常努力,没有被整垮,又起来了。外资企业来到中国干什么,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需要开放,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比较优势战略。

七、关于市场失灵

林毅夫

比如说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来降低新的产业教育的成本,这时会有市场失灵,同时也有政府失灵,因此才会去研究根据什么样的原则,让政府可以减少失灵的地方。这里面就可以有市场失灵,但是我们不能就因此说不要市场。也同样也不能因为有政府失灵,那就不需要政府,研究都是这样的,有市场失灵,我们来研究政府怎么样克服市场失灵,有政府失灵我们研究怎么样减少政府失灵,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研究方式。

张维迎

企业家创新是基于对市场前景的判断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获取垄断诱惑的诱惑。没有政府的支持,瓦特和伯尔冬仍然发明和生产了蒸汽机,史蒂文斯也发明了火车,戴姆勒发明了汽车,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贝尔发明了电磁,马化腾提供了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提供了淘宝的平台。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那种冒险冲动,而不是由于政府补贴他或者其他人资助他吃。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政府资助的话,会有很多啃馒头的人假装吃螃蟹。市场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就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的不均衡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协调本身是企业家的重要职能。协调能力决定他企业家的赚钱能力。

八、关于企业家精神

林毅夫

不只是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熊彼得谈有企业精神的人,可以是企业家、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要是我们没有企业精神,也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不会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企业家精神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一些制度条件研究清楚。为什么我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给点税收优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自己来说是新的,但在世界上面是成熟的,没有办法给专利,所以给一点税收优惠,但这种税收优惠是非常少的。我在因势利导的框架里面也非常重视企业家的精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让企业家发现了机会,政府要帮助他把在扩张时的瓶颈和障碍排除掉,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技术所带来的机会,企业家已经进入到产业里并且有获利的空间了,政府帮它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条件。

张维迎

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企业家冒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不是出于计算。凡是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寻租者,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就会出现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现象。为了激励创新我们确实需要专利制度,需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甚至物质产权的保护,而不是政府的补贴。林毅夫讲的另外一个需要产业政策的问题是市场协调失灵,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失灵,这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协调本身是企业家重要的职能,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就是协调供应和需求。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亿人的买方、卖方,联邦快递当年就是因为发现了美国政府邮政主导的市场失调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美国政府邮政部门强烈抵制,最后还是成功了,创办了现在我们讲的物流模式。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商界企业家,我曾经在我的《博弈社会论》最后一章也提出过制度企业家、政策企业家。林毅夫教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是企业家延伸的说法,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替代,然后说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

九、关于范式之争

林毅夫林毅夫

张维迎教授讲我的新经济结构学是新古典的理论,张教授他搞混了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的理论,一种是新新古典的分析方式。新古典的分析方式假定所有的决策者包括政府,包括企业家等等,都是理性的人,这是新古典的分析方式。根据新古典的分析方式,现在发达国家,国内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他的研究提出的一些理论,但这个理论是对一些现象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他背后的因果机制所得出的背后因果机制的看法。其实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求剑,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对的,但是条件要变了以后,他就不对了。我反对的是把研究发达国家现象得出的理论简单搬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当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比如说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最前沿,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发达国家资本很丰富,劳动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所以在发达国家合适的产业、合适的企业家的活动,跟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反对把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搬到发展中国家,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政府官员、不管企业家,我们都是理性的,我们要看发展中国家它的条件是什么,它的机会是什么,它背后的现象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所以明显张维迎教授没有好好看我的书,他把理论和方法搞混了。

张维迎

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约克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仅仅当做资源配置的工具,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他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勉强不切实际的假设。反过来,这些假设不成立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市场的失灵。毅夫的所有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的,这一点我想他自己其实也承认。毅夫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简直是一个万能的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我特别不理解的是,毅夫一方面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另外一方面还公开高调地批评别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别人信奉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照搬,你自己信奉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创新。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在你手里是战无不胜的神器,在别人手里就变成不堪一击的神话。我本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评判没也毅夫这么高。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理论,至少不像毅夫所说的那么好。

十、总结陈词

林毅夫

产业政策能否成功最终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够聪明,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为全人民的福祉着想,产业政策是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然有风险,我们能做的无非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从亚当斯密到现在,固然有那么多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大师,还没有一个理论,只要你这么做就能够给国家带来繁荣。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框架,政府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能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进步、带来繁荣。

张维迎

计划经济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受到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叫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现有的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包括垄断导致的失灵,外部性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这跟市场失灵没有关系。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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